毫无疑问，科学技术进步对生产力的影响，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驱动力，但当我们在歌颂科技的同时，不能忽视科学家的身影。从2019年开始，每一年，科学探索奖的颁发，都让大众看到更多推动社会前进的科学家。科学人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大约可以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黄昏：1872年9月的一天，一艘名为“北京精神”号的轮船经过二十多天的航行，缓缓驶入太平洋东岸多山城市旧金山的港口。这是一艘非同寻常的船号，因为它来自东方，古老的大清朝帝国。航行一万多公里，横跨整个太平洋，“北京精神”号此行是为了践行垂暮清朝挣扎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将30名12至14岁的中国幼童运送出海，落地美国，接受西方教育，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回祖国。这一由中国留学之父容闳提出、获曾国藩与李鸿章支持的中国教育计划，是首个作出“中国现代化”（Chinese Modernity）想象的洋务运动的产物。1861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包围上海，李鸿章雇佣了以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为首的西方军队援助上海的防御，连连获胜，让李鸿章大为震惊：“数千外国军队的洋枪大炮一齐开火，任何所遇之物都于顷刻间摧毁。炮弹在落地（前）就能爆炸，简直是神造之物！”他因此意识到，西方军队的武器，同样可以反过来对付中国人；而中国要想发展，则必须摆脱对西方人的依赖，生产自己的神造之物。在购买外国机器、兴建科技工厂的同时，也需要配备懂得如何使用武器、生产武器的人才，晚清留美幼童由此诞生。图注：第一批晚清留美幼童（30人）合影，四排左三为少年詹天佑晚清留美幼童一共120人，分四批、每批30人赴美国求学，进入美国的学堂，与美国学生平等接受西式教育，结识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他们勤苦修学，最终人才辈出，超过60人考入美国高等学院就读，其中22人在耶鲁大学，8人在麻省理工学院，3人在哥伦比亚大学，1人在哈佛大学。留美期间，这批幼童精修英文，见识了现代科技中最先进的部分（电梯、蒸汽发动机、电灯、电车、火车等等），并亲近了西方革新前进的文化。进入耶鲁等名校就读的中国学子，在国运使命与时代的潮流中，被推向了中国现代化的舞台，成为最早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捆绑的知识人才。“现代主义”（Modernism）或“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概念源于欧洲的工业革命，以“创新”、“变革”为主要内涵。工业革命的出现，诞生了一系列先进的科学技术，如照明、铁路，让人们切实地感受到了社会生活的变化。由于欧美在这一潮流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早期的“现代化”刻有鲜明的西方色彩（Western Modernity)。因固守帝制成为落后者的中国与日本，在后来的觉醒与寻求自强运动中，也必不可免地先是被迫跟随西方现代思想与技术，尔后呼吁走具有东方民族色彩的现代化道路，培养新一代人才也因此具有时代的政治意义。晚清的这批留美幼童在学成归国后，也确实成为了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有力人才。比如，被誉为“中华铁路第一人”的詹天佑便是晚清留美幼童的一员，他修建了京津翼等多条重要铁路，推动了近代中国铁路交通的发展；周万鹏，主持勘造宁汉、滇黔等电报线路，致力于改革中国落后的通讯体系。除了技术创新，他们在先进人才的培养教育上也下了不少功夫，留美幼童蔡绍基便按照美国模式在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另一幼童梁敦彦游说各方，使美国同意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美，在贯彻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他在北京建立了一所预备学校，培训预备留学生的基础英语能力，这所学校后来成了中国最负盛名的学府——清华大学。图注：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为清华大学的前身一百五十年过去，中国的历史经过战争、建国、改革与开放，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常说科技带来社会进步，但一个完整的圈子是：一代科学家带来了先进的科技，科技带来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影响下一代科学家队伍的变化。伴随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与个人价值多元化的表现，家国情怀、东西方现代化对弈显然已无法成为驱动人才投身科学事业的唯一原动力。回归科学与现代化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激发4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的活力？有统计研究表明，杰出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区较多集中在25-45岁之间，这一时期是一个人创造力最好的“黄金时代”，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广博的科学知识。换言之，科学研究是“中青年人的事业”。但从时间的维度看，25-45岁又正是个人步入成年、承担现实责任的阶段。科学技术促进了现代社会的成型，在动态的发展中，现代成年人的生活也逐渐面临物价上涨、家庭支出增加等负担。除了家国情怀，现实生活也成为了科学家的考量。解决科学家的后顾之忧，成为社会的焦点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邓稼先病危之际，好友杨振宁曾与之有过一场被记入史册的对话。当时，邓稼先因早年受到核辐射的影响，身体每况愈下，杨振宁前去探访，见到骨瘦如柴的好友，不忍其伤心，便想转移话题。想到制造两弹是邓稼先最自豪的事，杨振宁便问：这时，虚弱的邓稼先缓缓伸出两根手指，杨振宁下意识问：“两万？”邓稼先摇摇头，补充：“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总共20元。”两人一时无言。生于经济繁荣时代的中国青年，回看历史，虽有唏嘘，想来却难以共情。即使是身处同一年代的杨振宁，在听到好友的回答时，也是感到十分吃惊，不敢相信。当时，杨振宁长期在美国生活，条件优渥，仅1957年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奖奖金就是邓稼先一辈子也无法想象的数字。后来，杨振宁才了解到，国家颁发给两弹科研项目的奖金是10000元，但是以单位的名义而不是个人的名义。由于邓稼先所属的研究院人多，单位还多发了十几万元，按10元、5元、3元的等级发派，邓稼先是最高等级10元。即使如此，分到他手上的奖金加起来也只有区区的二十块。正是痛感于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希望为中国科技进步多做贡献，2003年底，杨振宁正式回国，将其一百万的年薪全部捐赠给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并出售房屋，用于引进和培训人才，投入到青年人才培养中。图注：邓稼先（左）与杨振宁（右），2018年杨振宁成为科学探索奖的共同发起人之一回顾新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方式，主要是由少数有家国情怀的精英引领、集全国之力的举国机制。生长于国家危难之际的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命运结为一体。在清朝帝国的垂暮岁月，培养科学人才被寄予抵御外侮、寻求自强的道路，素有儒家精神的读书人对学有所成、报效国家也往往义不容辞，不惜死而后已。邓稼先便是生于国难深重的年代，坎坷赴海外留学，学成后毅然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回国建设科学事业。邓稼先的初衷很简单：让中国有自己的核武器。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从1958年起，34岁的邓稼先将自己科研的“黄金十年”奉献给了“两弹”，与团队在大西北的荒原上坚持二十余年：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震惊了世界。这样的成绩离不开老一代科学家的无私奉献。但少为人知的另一点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十年，尽管整体经济水平落后，但在国家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倾斜之下，科研人员待遇当时在全国所有非农就业人口中水平几乎是最高的。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经济的进步，这也对之前的举国科研体制产生了冲击。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有了更多选择，而科研人员待遇却几乎原地踏步不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科研经费下降，大多数科研单位处于维持状态，人才流失严重，直到90年代中期，科研经费短缺的局面才略有缓解，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观点已然形成，在民众中也颇有市场。这也影响到了大多数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年轻人对知识的态度：动荡年代，求学强国是义不容辞，而在繁荣年代，知识变现是理所应当。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明确指出，劳动者是社会及生产劳动过程的主体，在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中凸显了人的创造性这一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简而言之就是：人是决定因素，而钱决定了人才去哪里。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新兴产业繁荣，就业机会增多。时代的变迁影响着每一个人的选择，青年人才在职业规划中逐渐形成了以收入为导向的标准。市场转换率较高的实用技术，如芯片研制、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仍能吸引一大批学子，而投入时间长、回报渺茫的基础科学研究（如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能源环保学等等）却没有受到当代年轻人的追捧。究其根本，是其研究内容偏基础与理论，短期内无法在讲究效率的资本市场上获得高回报。饶毅在2012年的一次对话中，曾用“面包和面包屑”来解释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在他看来，基础科学“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然而基础科学研究需要“十年磨一剑”的专注与努力，无法一蹴而就。同时，科研本身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高风险行业”，也挑战了年轻人面对花花世界的诱惑与坐十年冷板凳的研究生涯时如何作抉择。且不谈普通人对成为网红、直播的向往，有能力从事科研、却选择放弃科研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如今年8月中旬，浙江理工大学硕士生郝治伟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学术顶刊《Nature》上发表论文，却决定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宿州当一名基层公务员。郝治伟的选择引起热议，恰说明普罗大众对中国科研队伍的关注。为什么有能力的年轻人不愿意再从事科研？在这样一个科研人员组成、需求多元化、经济机制引导科研进步的新时代，我们应该给予科研怎样的重视和引导？在由来已久的讨论中，呼声最高的途径之一，是民间科学奖助力基础科研。上文提到的饶毅教授，就和腾讯公益基金共同推动发起了科学探索奖、未来科学大奖两项科学奖，其中，相比起为鼓励科学的发现与突破而设立的“未来科学大奖”，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直接资助“探索期”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科学探索奖”，在科技奖励和评价机制的改变做出了更多的尝试。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750万元奖金。围绕莫言获奖也产生了不少段子，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莫言在获奖后表示，自己总算可以在北京买房了。主持人追问剩下呢？莫言回答：“剩下的慢慢还。”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科学探索奖上。在2020年科学探索奖公布后，天文与地学领域的获奖者李婧便曾坦言，她会将300万奖金中的一部分用于还房贷。李婧所就职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位于南京，房价尚没有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昂贵，由此推测，科研人员在日益高涨的物价面前，也难免捉襟见肘。图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2020年科学探索奖获奖者李婧事实上，“奖金可以还房贷”是科学探索奖在设立之初的调研阶段就已经讨论的用途之一。在调研中腾讯发现，顶尖的青年科学家五年内基本上可以拿到千万级别的经费支持他们做前沿的冒险研究，但真正的痛点在于在一线城市安家导致的生活压力。为此，腾讯专门调研了若干科学家，包括每个人付了多少首付，拿到多少安家费，算出来的平均缺口大概在200万元左右——科学探索奖的奖金定在300万元，很大程度与之有关。科学探索奖“用途可自由支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一奖项的示范作用，也将带动更多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如果说当年邓稼先“两弹”的二十元奖金更多代表的是精神上的鼓励，那么新时代的科学奖励会更注重对科研人员条件的改善——虽然这或许无法让那些原本对科研不感兴趣的人进入科研领域，但却可以保证真正有科研志向的人留在这个领域。在市场经济时代，留住人才的最佳方法不是强行灌输无私奉献的价值观，而是顺应科研队伍的内在需求，给予恰当的肯定与激励，以在衡量知识的价值上，新时代科学家能感受到修筑万丈高楼的意义，而非自甘沦为快工程、小土坡的搬运工。从理论上讲，基础科学的发展历史长，研究难度理应增加，功成名就的年龄也应增长。如果把科学研究比喻成一栋大厦，随着学科的积淀，后继研究者触摸到前沿成果的难度也越来越高。既要熟识前人的研究，又要探索出新的方向，投入时间自然会增加。但随着现代化发展的推进，技术设备的先进与教育资源的丰富，辅以越来越成熟的科研合作模式，青年科学家在40岁之前获得领域里程碑式成果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科研队伍也呈现出越来越年轻化的特征。比如，2019年科学探索奖信息电子领域的获奖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与导师潘建伟院士携团队在2020年年底开发出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论文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顶刊《Science》上，团队中的4名论文一作均为90后硕博生，年龄最小的是1997年出生的邓宇皓，本科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直博后师从陆朝阳与潘建伟。年仅23岁就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后浪无疑。在评选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方面，民间科研奖励项目也展示出了一定的前瞻性。科学探索奖面向4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在过去两届的选拔中挖掘出了许多原先默默无闻的优秀青年学者。在获得科学探索奖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持续深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20年中国科学院“年度创新人物”仅有两位获奖者，且均曾在2019年获得首届科学探索奖：陆朝阳，2019年获得科学探索数学物理奖，获奖后不久就成功开发出了量子计算原型机，证明了量子计算的优越性，登顶《Science》；周欣，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研制出了世界首台（套）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装备，2019年获得科学探索先进制造奖，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后，他与团队义无反顾赶往武汉，在全球首次实现了新冠肺炎出院患者的肺功能损伤无创评估，为他们的临床康复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在繁荣时代，尽管“家国情怀”已非大多数人汲取知识、扎根科研的首要信仰，但在新一代杰出科学家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为国家发展所做的努力。魏勇，2020年科学探索天文与地学奖获得者，在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中担任首席科学家助理，参与研究“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北京时间2021年5月15日7时18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搭载的“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登陆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成功派出探测器登陆火星的国家。除了上述几位，科学探索奖的其他获奖者在获奖后也不断创造出了卓越的成就，在《Science》与《Nature》等学术顶刊上再创佳绩。这也表明，奖金的嘉许在一定程度上能为科研者的工作带来积极的激励作用。“科学无界，探索有恒。”在2020年科学探索奖的颁奖现场，魏勇说出这句铿锵有力的话。探索无人区的科研精神，激励着1981年生（40岁）的魏勇，也激励着更年轻的一代。2021年科学探索奖保持了年轻化的趋势，50名获奖者平均年龄40.5岁，35岁以下的获奖人从去年的5位增加到7位（占比14%），最年轻的只有32岁——唐铭，天文与地学获奖者，目前在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任研究员。
现代化有两大特征，一是“新”，二是“快”。在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科学家，除了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有博士后工作经历与海外留学或访问的科研人员越来越多，新一代科学家的职场晋升速度也在加快。2021年科学探索奖的获奖者中，35岁前获得大学教授头衔的就有25人，占了一半。2019年科学探索奖交通建筑领域的获奖者徐赵东曾回忆，他在2002年刚从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后出站、到东南大学工作时，月工资不足三千元，没有科研项目，许多科研费用都要从自己的工资里支付，给研究生配电脑，就要两个月的工资。相比从前，如今国家经济腾飞，科研投入加大，加上民间科研奖项增多，年轻学者的科研条件也在改善，出成果也更容易。2020年科学探索奖获得者、北京大学女教授黄芊芊，获奖时年仅30岁。一般来说，博士毕业后，往往需经过（博士后、）助理教授、副教授，通过层层考核，考核过关，才能升为教授。但在一众80后科学家中，归国人才的晋升途径尤为明显，也不乏博士后出站、回国任教即被国内高校聘为教授的青年学者。单就2021年科学探索奖的获奖人选来看，我们就发现了不下10位高校科研者是海外学成归来便被委以重任，其中年轻的是前沿交叉领域获奖者刘庄，200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出站，一回国就被苏州大学聘为了教授，当时年仅27岁。一方面，年轻的精英人才竞争激烈容易被定义为“内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的发展必然带来整体科研人员的学历提升，不为年龄论、为有科研才能的年轻人提供符合个人水平的晋升途径，也是大势所趋。科学探索奖的评选强调，在同等条件下，更年轻的学者胜出。面向45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奖励项目，从短期意义上看，可以鼓励人到中年、生活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科研停滞、与家人常年分离、资金短缺等等）的学者坚持做研究，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但长远来看，锁定年轻科学家的评选标准，更大的意义是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话语权，激励更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从职业规划的角度看待科研。激励更年轻的一代追求科研梦想，成为时代所趋。除了面向中青年科学家的民间奖项，面向硕博生的企业奖励也越来越多。单单计算机科学领域，就有腾讯犀牛鸟计划、百度奖学金、微软学者奖、字节奖学计划、华为“天才少年”等等。在世俗的说法中，40岁指向“中年危机”，成为年轻人规划职业的重要考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后浪规避“中年危机”的方式是尽早解决物质忧虑，或选择收入稳定的“铁饭碗”。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科研，正是要从职业规划的角度，让科研人员拿到对等的报酬与待遇，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科学家不应有40岁危机，因为40岁正是他们的研究厚积薄发之时。如果说科学人才组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女性科学家则象征了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女性从厨房走向实验室，本就是一部现代史。仔细留意，一百五十年前的那120名被给予“成为现代化人才”的留美幼童中，没有一位女童。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女性长达四千多年低下的社会地位竟在150年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科学领域崭露头角，根源还要追溯到工业革命的爆发：18世纪末，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蒸汽机出现，工厂形成，由于劳动力短缺，大量女性从主要承担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中脱离，进入棉纺织厂工作、赚取薪水收入，女工成为女性大规模参与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工种。尽管女工处于社会底层，但这是女性迈向现代生活的第一步。同样的模式在一百年后，出现在了东方的中国。西方的炮火打开中国的大门，在一系列先进分子领导的自强运动中，李鸿章所领导的洋务运动提倡“体用论”，学习西方技术，兴办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厂，解放了基层劳动力，女性开始参与社会生活，地位提高。图注：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与科技的互动体现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在后来，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每一步，几乎都有女性进步的影子。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妇女也要联合起来，齐向封建思想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甚至鼓励妇女从政。教育普及中，女性被赋予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进入高等学府就读。随着民众男女平等思想的提高，女性在优质人才队伍中的占比也不断提升，2017年，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女生的比例均达到46%以上，高等学校的本专科在校女生甚至占全体在校生总数的52.5%。而在基础科学领域，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本土中国人，是一位女性——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以屠呦呦为代表的女性科学家证明了，女性也可以在高精专的科学领域取得成就。我们很难统计基础科学领域的女性研究人员总数，但从民间科学奖的获奖人数中，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女性的身影：2019年，首届科学探索奖仅有4名女性获奖，第二届有5人，到2021年第三届，获奖女性已增至8人。除了生物化学领域，信息电子与数学物理等以男性为主导的领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女性的身影，比如2020年信息电子领域的获奖者黄芊芊，在超低功耗微纳电子器件基础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李赞，在流星余迹通信等高安全通信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本届科学探索奖获奖者之一的曾艺长期从事成体干细胞的信号调控研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就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曾艺的研究则在前人研究上更进一步，为“胰岛体外重建” 的设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她发现⼩⿏胰岛中的成体⼲细胞可以被标记，在国际上⾸次证明胰岛中存在成体⼲细胞，为胰岛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另一位女性获奖者沈俊长期从事低温制冷的研究。提到低温制冷，大众想到的就是科幻电影里星际旅行中宇航员被冷冻起来的场景，对此，沈俊笑称这种生命体的冷冻复活“对于人类来说还是一个难题”。她研究的是一种新型的磁制冷技术，不仅可以替代即将被禁止的氟利昂，还可以定制从室温到绝对零度的任意温度，在工业应用、科学实验、科学装置等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应用。图注：从左到右，上排为2021年科学探索奖的获奖者袁荃、秦礼萍、曾艺、陶晓明，下排为卢怡君、吕琳媛、沈俊与陈蓉从地球化学、电化学储能到低温制冷，从多媒体计算通信到网络信息挖掘，从纳米材料的设计与制备、选择性原子层沉积技术到成体干细胞的信号调控，8位女性获奖者的研究领域既包含理论性极强的基础科学，正在落地应用的实用性研究，还有足以改变未来的前沿科学技术，她们满怀对科学的执着与信仰，依靠科学的力量让世界更美。成为科学家，意味着女性也可以在公共领域担任重要角色，而不再仅是厨房里忙活的母亲。当女性思考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时，大多数女性对“母亲”这一身份的定义是照顾家庭、陪伴小孩成长，却极少思考自己应该以怎样的角色为小孩树立起女性在公共社会中的形象。如果说，从厨房到工厂，标志了女性职业规划的前进，那么女科学家数量的增加，则更直接地体现了女性与现代生活的深入融合。在科学探索奖与《知识分子》联合推出的“探索者”栏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科学家照顾小孩的情形。比如，2019年能源环保获奖者王书肖为了增加与女儿相处的时间，特地在办公室放了一张供女儿写作业的书桌，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时也会带上女儿。现代女性逐渐找到平衡科研与家庭的方式，但我们也仍要注意到：在新时代的科学队伍中，女性仍占少数。虽然科学探索奖的女性获奖者逐年递增，但在本届获奖者中的占比仍不到20%。为了吸引更多女性从事科研，提升科研队伍的多元化，国内外均有许多专门针对女科学家而设立的奖项。在科学探索奖的申请中，同等条件下，女性也更受到青睐。这对从实际意义上激发年轻女性的科研热情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谈时代变化时，我们常常谈科技的日新月异，却很少关注背后科研人员的组成与需求变化。时代在进步，给予科研人员的激励与支持也应不断进步。对于新一代科研人才，我们理应采取与时俱进的培养方式与引导措施。一味强调“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不一定能吸引更多后浪加入科研强国的奋斗中，相反，接受科研等于职业的观点，从收入、研究趣味与人生发展规划等方面加以激励，也许更符合研究人员的需求，帮助他们找到“坐十年冷板凳”的现实意义，比如更客观的奖金与收入。金钱的诱惑也许会招来一批急功近利、擅长投机取巧的研究人员，但随着科研队伍的扩大，基数的增长也会使越来越多脚踏实地、想干实事的优秀人才留在科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国家与政府的科研激励计划，还是民间资助项目，实际奖励的意义都不仅是缓解当代科学家的燃眉之急，而是为了长远地激励更多人投身科研。科学探索奖的设立，如果能增加年轻一代对科学家的认识，也许能重塑90后、00后对知识的尊重与追求，使朴素的价值观回归。只有后浪不断成长，社会才能不断发展，毕竟，人始终是时代兴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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